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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贤亮 | 族以人重:明清之际魏塘钱氏的家族网络与政治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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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3-27 12:25:5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要:晚明江南地方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地方上势家大族起了很多积极作用。通过这些大族地方生活的轨迹,可以知晓其最重要的姻亲网络及核心家族间的链接关系。在浙江嘉善县,堪称权势阶层主流的钱氏等家族,对国家保持着高度忠诚,没有在地方上发展为垄断州县行政的“宗族社会”。在清兵南下后,这些大族的变化与家族成员的人生遭际,呈现出比较复杂的样态,也折射出王朝统治变化进程中地方的政治脉动和士人的家国情怀。从钱氏族人的生死往事、已逝的生活世界,可以探求和理解明清之际士人生活的状态及其生存之道,他们处于交互编织的网络中,既包括社会身份,也包括本土秩序,形塑了地方社会形态,影响了地方历史的主流变化。

钱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已构造出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丰富的家族遗产、接近一致的信仰以及大族共有的文化氛围。在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钱家的那些代表人物,渗透至社会与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谓“链接性角色”的作用,建立起一种无限复杂的“微权力”网络。因此也可以解释,在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与地域社会中,因为有了这样具有“结构”性力量的社会阶层存在,晚明以来足以表现地方的人物,就是那样一些官绅士人而非其他的原因。

关键词:明末清初;嘉善;家族网络;政治权力;社会变迁;

作者: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 200433)。

族以人重

明清之际魏塘钱氏的家族网络与政治变动

目录

二、钱家的姻亲网络

三、社会危机与应对

四、抗清故事的忆述

五、钱士升的生存之道

六、余 论



一、引言

在明末王朝阽危之际,江南地方的社会生活较北方平静安逸,也没有大规模的民众暴乱。除了灾荒打击和北方危机带来的秩序紧张外,生活相对稳定。地方上的势家大族在当中所起的积极作用,在以往的政治为核心的研究中,已有不少认识,但并不充分。特别是在清兵南下、南都覆灭以及顺治二年(1645)以后政权更迭进程中,这些大族的变化与家族成员的表现,变得比较复杂,都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从而对明清交替历史大背景下的地域社会演进与生活变化,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就本文要重点论述的晚明浙江嘉善县地方而言,很多家族的成员在仕途中颇具影响力,代表性的有丁宾、支大纶、袁黄、陈于王、魏大中、钱继登、钱士升、钱士晋、陈龙正、曹勋等进士,基本都聚居于县城所在的魏塘镇。在嘉善这样的蕞尔之邑中,可谓群星璀璨。而且,他们相互之间有着复杂的姻亲关系。例如,吴志远的祖父吴儒,就是丁宾的岳父,而丁宾的侄孙女婿是陈于王的次子陈龙正,陈龙正与钱士升是儿女亲家,袁黄之子袁俨是陈于王的女婿,陈于王长子山毓的女儿配魏大中的次子学濂为妻,另一女配支大纶长子如玉之子允坚为妻,吴志远的儿子吴亮中娶了陈龙正之女为妻,吴志远的女儿则嫁给了钱士升的长子钱栻,钱士升的曾孙钱维城原配为丁宾的曾孙女、续配为陈龙正的曾孙女,等等,已联结起比较稳固的力量,在朝野之间有一定的影响力。潘光旦从整个嘉兴府地区着眼,曾强调说,像钱家、陆家、朱家等,是一些“出人特盛的清门硕望”。尽管这样,堪称权势阶层主流的家族,对国家保持着高度忠诚,并没有在地方上发展为具有对社会有很强操控力的“社会集团”“社会组织”而垄断州县行政的“宗族社会”。可是很快,随着明清交替的完成,上述势族除曹家外,到清代初期很快衰落无闻,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完全不能与晚明相比。

其中,嘉善建县后科考历史上的首位状元钱士升(1575?1652),较为引人注目。出身于海内“第一名族”的他,在科考上获得巨大成功后,即被授职翰林院修撰,到崇祯元年任少詹事,并掌南京翰林院;后又谢病归;崇祯六年诏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他曾极力救护过为魏忠贤一派所害的赵南星、魏大中、万燝之等人,为东林派人士所推重。

在钱士升为诸生时,即以无锡顾宪成(1550?1612)为师,与高攀龙(1562?1626)为友,与魏大中(原名廷鲠,1575?1625)为同乡同年生人。虽然其平居志学,源于东林,但并不大有东林的“标榜气习”,所以在天启初年以养母为由告归后,能脱免于魏阉之祸。又因崇祯九年强烈反对武生李琎提出搜括江南富户、行首实籍没法的奏议,而更受时人注意。这个历史片断,被后人写入官修《明史》,以示其重要性。



但就总体而论,钱士升及其族人的生活史并不引人关注,特别是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进程中,钱氏族人的人生遭际,整体上都没有得到清晰的认识。实际上这对深入探讨17世纪中叶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地方政治,掌握繁复的社会活动与面貌,呈现鲜明而具体的文人生活,借此建立起一个有机的社会图像,意义重要。与宏大叙事相比,从地方出发,也可以很好地考察整体历史变动以及“地方”与“全国性舞台”应该存在的互动表现。

二、钱家的姻亲网络

太仓人吴伟业(1609?1672)在为其师钱继登的《壑专堂集》作序时,指出钱氏家族的发展,是到了明代而“科第大显”。秀水人朱彝尊(1629?1709)也表示,在嘉兴而言,“科第之盛,数嘉善钱氏”。朱彝尊所举的例子,就是钱士升与钱士晋兄弟两支:“抚军、相国二房,联华接武。相国有仲驭,抚军有彦林,后先以死勤事,贤子弟固自难得。”

仲驭与彦林,就是在明清交替之际闻名遐迩的钱棅与钱栴。钱氏家族在地方上声望的维续与文脉的传承,完全如时人所言是“族以人重”,而非“人以族重”。

通过钱家在嘉善生活的轨迹,可以知晓与当时城内最重要的几个家族之间所构建的姻亲网络及其核心的链接关系,亲属关系的枢轴从而得以映现。依据家谱、地方史志及钱氏著述等资料的梳理,并参考相关研究,能还原出明清之际钱氏家系的主要脉络与核心姻亲关系(见图1)。



可以发现,钱氏网状式的家族婚姻关系中,早期最重要的就是袁家。

钱萼(木庵)是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袁黄的祖父袁祥的女婿,育有五子,都能世其业。孙子钱贞选贡后登应天乡榜,钱萼犹及见之。在钱萼身故后,袁黄的父亲袁仁写有《哭钱木庵姐丈》,讲述了钱萼幼时曾在袁家从袁祥学习、中年丧偶续妻后不久就弃世的简单情况。

钱萼之子钱昞(字允彰,号简斋)在文学上较有天分,很得舅父袁仁的称赏。袁仁还建议钱昞学诗成章的路径,是“宜熟读毛诗,反复玩绎,俟有所得,然后将楚词、汉选次第观之,若径从唐入,所作不必唐矣”,这样逐步达到“一语入微,千古不朽”的境界。

其次,是与曹家姻亲的关系。

钱昞之子钱贞,为其子吾仁所选的妻室,来自当时比较著名的曹氏家族。吾仁之孙士升以祖母是曹家人,曾作有一篇《曹氏家乘原序》。他所指的是柳溪(陶庄)曹氏,在宋室南渡后从河南迁居盐官,宋末元初曹福源卜居于当时所谓的思贤乡之陶墩。福源生曹本,曹本生曹明,在正统年间都有大力赈济乡民的义举闻世,并开始通籍编户。曹明长子曹显生有二子,次子曹升生曹琼,曹琼之子是弘治年间的曹艮(以山),已富甲一邑,且以赀为中书舍人,班列中翰,归乡隐居后,地方上即以“中翰”尊称之。曹艮育有嵩、峑、岑、峤、巃五子,其中的曹峑正是钱士升祖母的父亲。直到钱士升的生活时代,柳溪曹氏仍是代有闻人,为乡里所称颂。至于士升的玄孙钱佳,其妻是陆陇其的外孙女,也姓曹。

第三,比较重要的,还有陈家与吴家。

崇祯六年时,身居要职的钱士升勋名可称极盛,而次年亲家陈龙正才考中进士。

陈龙正是丁宾的侄孙女婿,女儿嫁给了钱士升的次子钱棅。陈山毓、陈龙正兄弟,还与曹勋是中表亲。曹勋长孙鉴平,娶陈龙正的孙女(陈略女儿)为妻。陈、钱与曹三家在孙辈上是亲上加亲。

至于吴家,就是吴志远。吴志远字子往,号蘧庵,万历十六年举于乡,与高攀龙、归子慕(归有光子)常往来谈道,好“性命之学”,结庐于嘉善县西塘镇东北面祥符荡边的“荻秋”。这个生活空间,与高攀龙的“水居”、归子慕的“陶庵”,并称于世,都是他们往来谈道的重要场所。吴志远曾任乌程县学教谕,后擢升翰林院孔目,又改任礼部司务。时逢礼部尚书孙慎行(1565?1636)争辩“红丸案”问题,吴志远帮助诠次章奏。不久转任南京兵部车驾司官员,却逢党案爆发,吴志远感叹道:“吾不能如皇甫规,自附党人,尚思怀绶乎?”因此告归嘉善,远离官场党争。他是在王畿之后,振兴明末理学的重要代表。年80而卒。吴志远的儿子,就是顺治九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等职的吴亮中。



在地方上,吴志远曾参与过万历时期影响极大的嘉善与嘉兴、秀水两县的争田运动。以丁宾为首,集合了当时的翰林院修撰钱士升、刑部福建司主事钱士晋、宁州知州钱吾德、礼部办事进士钱继登、大理寺办事进士魏大中、光禄寺署丞丁铉以及时任乌程县学教谕的吴志远等人,联名上公揭,要求有关部门长官主持公道,归还嘉善三万三千五百亩额田,“正三邑之疆界,存国家之体统”。

吴志远的女儿吴黄(1628?1661),字文裳,幼承庭训,以端庄静淑见称,且擅长词章书画,嫁给钱栻后,值清军南下,遂变卖金银首饰,以援助抗清义军。在钱栻早逝、小叔钱棅已经殉难的情境下,钱氏全家均赖其筹划操劳。吴黄的行为,深受乡里赞誉。吴黄寄寓的地方在茜溪,秋宵月白,荻花如雪。在这里吴黄著有寄托其思想的《肥泉》《竹竿》等篇,遗有《荻雪诗文稿》六卷,曹尔堪专门为其作传。

钱栻与吴黄的女儿钱复(字吹兰),嫁与海宁查嗣瑮四子查开,查开因为是入赘,从此居于魏塘,后来成了乾隆时期魏塘镇上的著名乡绅。钱栻的长子钱焘,娶妻叶氏;庶子钱烨,后为钱棅嗣子,娶曹勳五子尔埴之次女为妻。

钱焘,字寿恩,以恩荫为中书舍人,但并未出仕。平时闲静少言,不慕荣利,钟情于学术研究,著有《石语草堂集》八卷、《史论》二卷。其次子维城,后为钱烨嗣子。

钱烨,字子明,少游庠,钱士升对他特别钟爱,亲加训课,据说九经三史皆贯串详洽。《嘉善县志》中记载,清初家世依然显赫的曹尔堪,奇其才,妻以女。钱烨“生平鱼雅,无裘马习,与人交,坦婉具终始”,故被时人尊称为“佳公子”,可惜弱冠早世,留有一部《柳樊遗草》。关于钱烨的妻室,据曹氏家谱的记录,是曹尔埴的二女儿(尔埴长女嫁给陆陇其长子定徵为妻)。在他们这一辈中,仍然接续了祖上大族势家间通婚的传统。譬如,曹勋的长孙(尔堪长子)鉴平,就娶了陈龙正的孙女(陈略女儿)为妻。

最后,是明清鼎革之际至为重要的华亭荡湾夏家。

钱栴的女婿夏完淳,是明末松江地方绅士领袖夏允彝之子。

夏允彝(1596?1645),字彝仲,号瑗公,华亭人,曾为科考入籍嘉善。万历四十六年,蔡献臣任督学时,将其评为当时儒士中第一名。允彝时年18岁,文名已经满天下。江南在东林讲学出名后盛行结社,“以文行相砥砺”。允彝与陈子龙(1608?1647)等人在松江创办了“几社”。松江地方原有“十八子社”,唐文献、董其昌与嘉兴的冯梦祯都参与其事,崇祯年间允彝与陈子龙、周勒卣等人的几社,最初只有6人,他们以诗歌与古文辞相砥砺。当中最出名的,就是陈、夏二人的“名节”。其实这两人为诸生时即已齐名,一起同登进士后,声气益盛。时人有所谓“天下莫不知云间陈、夏”之论。

崇祯十年(1637)考中进士后,允彝担任福建长乐知县,甲申之变后,被擢升为南京弘光政权的吏部考功司主事,并未前去就职。允彝为人“神韵秀爽”,虽说弱不胜衣,而意虑深长,有表正人伦之概,不独以文章自见。在允彝主盟“几社”时,恒以气节自许,有俯视松江地方的豪气。甲申三月国变后,夏家从松江城内移居小昆山(松江九峰之一,在城西北二十二里)北曹溪(即曹浜)东北二里之荡湾,新筑的居所称“曹溪草堂”,足迹不再入城市。时夏完淳有《家园》诗,表达了他们当时的心境与情怀。在允彝故后,完淳写道:“谁知顷刻云雨翻,死生漂泊烟波间。旧时部曲尊前散,昔日烟花梦里攀。”



? 夏允彝,夏完淳父子

陈子龙编选明诗时,完淳仅十余岁,但宋征舆(1617?1667,顺治四年进士)已援引其论诗的文字来作序,他们已默认完淳是“后进领袖”,认为其才华、能力与“老生宿儒”无异。

钱家与夏家在国势危难时期的姻亲缔结,强化了嘉、松两地势族的影响力。青春年少、才气逼人的完淳,后来常住岳家的“半村”,与钱家的几位年轻人交往甚深。

例如,妻兄钱默于崇祯十六年成进士,年十五,长完淳二岁。他这样称颂同样号称“神童”的完淳:“神童赋,为妹婿夏端哥赋也。年甫六龄,善慧深浚,解经论史,妙通义致,赋以赠之。广陈喻类,言神童之侣,思寓清英;而钟美菰乡,以表夙运,用多其引类,虽覆奢波于翰影,当亦吾所弗辞者也。”钱默从五六岁时,即工诗歌、古文词,数千言立就,到十三岁时,思致益奇,著作繁富,“高誉远流,咸许国瑞”。钱栴的好友陈子龙,高度称赏钱默的才华,认为他与夏完淳都是远近闻名的“异器”、神童。

钱默之兄钱熙(漱广),“沉静简默,不尚芬华”。完淳说他:“长公湖海人,蕴真任独往。规检既高步,机神复中朗。莹情从所忘,资神匪虚赏。凄恻万里心,慷慨五湖长。”虽然钱熙颇具才华,但年仅27而卒。完淳与钱熙感情深厚。顺治三年五月下旬,钱熙殁于所居的胥塘(即西塘)后,完淳专门有诗记录:“忽得胥塘讣,伤心自白头。”后来又作凭吊诗道:“谷水西塘两地分,雁行风雨恨离群……知心惟有牙旗月,夜夜依人恐是君。”

需要指出的是,夏完淳少时学习、生活的重要场所是钱栴在县城北面的别业“半村”,直到江南沦陷后,剃发令初下之际,“半村”是完淳最后的逃隐地。当然其间也多以船为家,四处避祸。

总体上看,到明末清初王朝更替之际,钱家姻亲关系与血缘联结,基本以西塘荻秋吴家、胥五区陈家及华亭荡湾夏家为核心,此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海宁的查氏、嘉善的曹氏等。而且早期姻亲到后期姻亲关系呈现的地域空间,基本就在嘉善、华亭两地。虽然姻亲选择有所外扩,但选择的对象,仍是地方上的大族或官宦子弟。姻亲之间的亲密关系,或如魏大中与亲家陈山毓、陈龙正兄弟之间所谓“两家父子兄弟之间情好斯联、道谊逾笃”的情感表达。这与士林生活中“前有掖援,后有推挽”而奠立起地位与影响的意义,是相一致的。姻亲关系构成了钱氏家人的核心网络,除此,也应有比较松散的社会、文化、经济甚至政治关系圈,都构建成家族延续及影响力拓张的重要资源。可以说,他们实际上代表了县域社会中的全部主导力量和基本的社会权力结构。渗透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这种关系,堪称是一种无限复杂的“微权力”网络。家族在其中当然可以成为个人发挥作用的重要场域,也融汇成家族成员向上攀升的重要基础或文化资本。

三、社会危机与应对

明末的世道,在钱士升、魏大中等人看来,虽然可以说君子、小人共处“富贵之途”,具体的“涂(途)径”也可能“不同”,但在“要作官、要钱”这些方面,却是等无有二。所谓“纪纲日坏,吏治日颓,邪教日昌,民生日蹙,治兵使者不谈武备,而谈文章,直指绣衣,不问激扬,而问诗酒,甚且达旦酣歌,风流自命,连宵灯火,日费数金,又何怪乎?”在这样的社会处境中,那些“贪墨长吏”自然就横行无忌了。就像魏大中在天启二年(1622)时所言,“天下事非宽肠可以挽回,非急肠可以成就”。到崇祯朝,虽然皇帝“锐意有为,屡行召对”,常以边事问题切责大臣,人心也赫然震动,但整个颓败的情势已无法改变,可谓是“有君竟无臣”的结果。



王朝政治生活中,存在着“群小鸱张,倾危已极”的状况。士人“甫离黄口,辄习逢迎,一入胶庠,惟工狐媚”,士风的墮落,严重影响了对社会弊病的拯救,就像钱棻所论的“墙之崩也,蚁穴之也”,已然感觉无望。

钱棻的看法当然是深刻的,不仅在于社会普遍问题的揭示,更在于对问题症结所在的阐述,以明了真正应该处置的方向,就在“士”这个群体。而且在整个社会与政治颓败的情势下,如魏大中给钱士升的信中所言,他们应该选择“君子”一途。

至于地方此起彼伏的民变,更使人深以为忧,无论是“愤民”还是“乱民”,即使如钱士升给祁彪佳(1602?1645,天启二年进士)的信中所论,治“豪民”可平民间的愤怒,治“乱民”能肃纲纪,然而时事的大坏已非一般的“俗吏”所能挽救了。

由于战乱、灾荒以及异族入侵的威胁等原因,钱棻等人身处的明末社会,各地的危机状态其实大同小异。

非常严重的崇祯十三年大水灾,对嘉、湖等地进行了无情的洗劫,接着十四年的大旱侵袭了整个江南地区。面对南北大饥、富民闭粜、劫掠四起的危局,乡居的钱士升与崇祯十四年正式归乡的陈龙正,共同商讨平粜救荒的工作,不仅仅是出于家乡利益安全的维护,而且还表达出比较浓厚的救世情怀。家族成员及其姻亲构成的生活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秩序的稳定、社会矛盾的缓和,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尤以其中卓越成员对于地方社会的影响力为最著。

钱士升在给南京任职的钱棅的回信中,虽然知悉钱棅经理的兵饷工作出现危机,“呼庚”(军中乞粮)问题令人深忧,但仍鼓励钱棅在兵言兵,不可因位卑而推诿责任。至于此际嘉善等地的大灾,他在信中也提供了处置策略。钱士升在勉励钱棅好好为官的同时,认为在大旱时节,面对蝗灾的危机,只有力行“悬赏捕蝗”,相关经费虽无从着手,也惟有从籴籼处设想了。在这一点上,与亲友陈龙正的意思相合。钱、陈二人作为最重要的绅士领袖,将组织地方社会展开这项工作,发挥他们在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链接性作用。

陈龙正也在这时给女婿钱棅去信,讲论当时社会情势。看得出,钱士升与陈龙正都比较重视权位不高的钱棅,能够在适当的时机,为家乡地方的饥荒救济作出相应的努力。陈龙正倡议煮粥救济之法,但面对大量南渡的饥民,以及官方将停止本地煮粥的传闻,感到十分烦难而不安。所以他十分寄望于钱棅,在江南面临特大灾荒的时节,能够作出积极的贡献:“吾婿独得早致劳于有用,思慎而事赖,言中而物安,动详而众悦。”救济饥民以安抚地方,当然是当时关乎家国安危的大事,国家治理需要地方的有力配合。这是陈龙正多次写信给钱棅,详述家乡形势的核心之意。



崇祯末期的江、浙一带,已然深受各种危机的影响,呈现出“风鹤震惊,羽书如织”的紧张情态。崇祯十七年二月到任的嘉善知县、四川筠连人詹承怘,正在召募乡勇,为城防问题已“忧劳成疾”。太湖一带的盗匪四出抢劫,地方百姓被迫逃移,“漂泊无定所”。

四、抗清故事的忆述

在北京陷落后,黄淳耀(1605?1645,崇祯十六年进士)等人本来决定的日后生存之道,是黄氏所谓的“唯有去城而乡,虽埋名不能,而潜身必可得”,疏离新朝政治,日常生活中于“冠昏丧祭”这样的重要环节,仍可以“深衣幅巾行礼”,终身只称“前进士”,即使“绝迹忍饿”度过余生,也不与地方官府产生关系。黄氏强调说,这是他面临当前的“大关系处”才敢与朋友相告的“真语”。

弘光政权在南京的建立,确实给人们带来了新希望。可惜很快,这个小朝廷在1645年上半年就瓦解了,使江南士绅百姓措手不及。在为殉难的绅民祝祷时,还有所谓“绝粒刎颈恨难消,堕井投缳志不挠,此日君臣同醉饱”,是当时社会情状的真切反映。

很多府县城的绅民,听说南下的清兵“厉害”,早已弃城而逃。清兵从苏州城攻到嘉兴城时,嘉兴知府钟鼎臣献城投降,一些居民则争贴“顺民”二字以迎。降将、前明总兵陈梧负责驻守嘉兴,到闰六月初五日因为“剃发令”推行,民情激愤,数千人拥到陈梧衙署,提出抗议。陈梧等人开始反叛,斩杀了新任的秀水知县胡之臣。嘉善、海盐、平湖等县纷纷起兵响应。抗清的重要倡导者、乡绅屠象美,要求嘉兴城内外二十四坊居民,每家出兵一人,倘民人有迁避不出的,众兵可以抄抢其资,并于其家书写“逃民”二字,结果几天之内就聚众三万余人,可是没有很好的律法约束,“凿木揭竿,竟同儿戏”。

北京陷落时已呕血病重的钱棅,曾召集兵曹,举义勤王,毁家纾难。在清兵南侵之际,他又捐银万两,与堂兄钱栴分防嘉善地方。南都覆灭的消息于五月间传至嘉善县后,知县詹承怘难以支撑危局,丢下印绶逃走,县学教谕秦世铨也挂印而去,县丞罗连第则带头将官府册籍印绶送往嘉兴府,表示投诚。清廷任命的新知县吴佩莅任时,钱士升等人出来郊迎,“皆称治民”。清朝统治者还限令乡绅们去杭州输诚。

在顺治二年六月陈龙正绝食殉国后,嘉善地方最重要的绅士领袖钱士升的迎降,在各种史籍中并没有得到清晰的揭示,但在《武塘野史》中作了清楚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而更可确信的,是嘉善县民很快杀了吴佩以及典史博士彦(本崇祯时典史,鼎革后升主簿),迎立知县詹承怘于金山干巷镇,并以钱棅、钱栴、钱继登等人为首,紧急招兵自卫,准备抵抗。

据说,钱栴的亲家夏允彝听闻南京陷落的消息时,晚上正在曹溪草堂与客酒宴,他将客人送出门后,便自沉于河。朱彝尊指出:野史中所述的夏允彝死于乙酉五月,是不确的。因为夏氏写有《练川五哀诗》,而练川(嘉定)城被攻破是七月五日,允彝仍在世,至于投水而死,当在松江城失守之日。清兵进至松江城前夕,夏允彝曾与小友、松江秀才曹家驹说过“天下必归清朝无疑”,又说“我唯有一死,但争迟速耳”。平时在家中常告诫家人:“我若赴水,汝辈决不可捞救,救起必苏,苏而复死,是两次死矣,非所以爱我!”因此在他投池自尽之际,据说家人都是“环视”之。因池塘水浅,允彝低头伏水气绝时,背上的衣裳还是干的。其绝命词有云:“卓哉吾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子才、蕴生!”夏允彝最后提到的这六位江南的忠义之士,分别是徐石麒、侯峒曾、徐汧、吴嘉胤、盛玉赞和黄淳耀,都是与其砥砺有素之友朋。



实际上,在常熟人、礼部尚书钱谦益率先迎降,并向大清统帅、豫亲王多铎进言“吴下民风柔软,飞檄可定,无烦用兵”的情势下,江南各府县官吏已是解印绶而逃,士大夫们都是“草间求活”,望风投降。

夏允彝绝命词中所言“中兴望杳,何忍长存”的绝望心境,在当时的士人群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

钱棅在1645年南京失守、各地抗清皆被清军击溃的情势下,清醒地认识到“事不可为”,但仍然准备与一些抗清志士前往新安(皖南徽州等地),乘船至震泽时,被清兵袭击,后在震泽普济寺前跳水自杀,陪他自杀的还有小僮秋烟。另据张岱的记录,钱棅是到盛泽地方为乡人所疑而被杀的。鲁王监国政权在绍兴成立后,“能务名广交,亦多智略”的钱栴,欲赴而未果。钱棅等人抗清的失败,使钱栴郁郁家居。

曾寄寓很多人复明希望的吴胜兆,本是明朝军中的一名指挥,在降清后南下到苏州任苏松常镇提督。后来与驻苏州的巡抚土国宝多有摩擦,被洪承畴调驻于此。在部下戴之俊等人的劝说下,他准备反清。戴与陈子龙联系,子龙兴奋地表示愿意与据守舟山的黄斌卿联系,同时派友人夏之旭(允彝之兄)去见吴胜兆。双方约定,舟山的明军于1647年四月中旬进抵吴淞,与吴胜兆内外配合,共襄复明大业。不过很可惜,这个反清计划走漏了消息,并未成功。归庄说,他们“事虽不成,其志可尚焉”。清兵大肆搜捕同党,重点是松江抗清力量中最为著名的乡绅陈子龙。子龙曾于顺治二年八月在嘉善陶庄的水月庵(具体在下保西区的水月荡)避难,后在顺治三年,与嘉兴的吴佩远、徐似之以及在嘉善的钱栴、钱棻(仲芳)、钱栴长子钱熙、钱栴次子钱默、夏完淳、蒋大卿等人,往来频繁;该年五月,他还曾暂住钱熙的天宁庄(在迁西区,今天凝)别业(此后不久钱熙即过世了),并与已降清的朋友李雯(1607?1647,崇祯十五年举人)会面。

所以,时人有说陈氏常去钱栴家,钱栴很快被捕,并被抄家。押赴南京后,审问者说:“吾闻栴渠魁,栴不死,吾辈度不免。”九月十九日,钱栴与总兵张名相,太仆卿、崇明人沈廷扬等43人同时被杀。钱妻徐氏闻难后,置酒邀姊姒话别,引身赴水而死。

当时地方上公开的抗清队伍,比较出名的,还有吴江县柳胥里人吴易(即吴日生,崇祯十六年进士)与举人孙兆奎组织的义军。他们最重要的兵源,其实就是太湖地区的盗匪。尽管如此,陈子龙曾与钱熙一起,在太湖中的盛氏书院会见吴易,虽对其部下的颓废感到担心,但仍称吴易是“江左英雄”。义军中的一支队伍曾由沈泮率领,劫掠了陶庄、西塘、溇门村、祥符荡、芦墟等地。在嘉善县城,主簿焦守充因为验收剃发情况时有索诈行为,被人举报入狱,但改易清朝服色的工作已经展开。

顺治三年三月,新知县、安阳人刘肃之来到嘉善。这位举人出身的知县,面对秩序初定、“余寇未殄”的嘉善县情,“抚绥安集,以慈惠称”。白头兵就在他上任的次月,攻打县城,在游击王仪民的抵抗下,白头兵失败了。此后白头兵的活动与攻掠,多在西塘、千家窑(即干窑)一带。六月初九日,孙家坟的居民抓住了吴易及其党羽“伪职方倪抚、孙钜(庠生)”,并遣送至杭州。八月间吴易与倪抚在杭州草桥门被杀,据说“士民大悦”。倪抚在嘉善的家产被籍没。

钱栴被捕后,身负“异才”的完淳应该在妻家的半村被抓,据说仍谈笑自如,并作有乐府数十阕。将被押往南京时,完淳作了《别云间》诗,十分悲怆:“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这被海宁人、史学家谈迁误认为是完淳的绝笔之作。

七月间,经过松江的细林山(旧名神山,松江九峰之一),完淳写下了《细林野哭》诗,其中有“君臣地下会相见,泪洒阊阖生悲风”等句,是为悼念其老师、此前(五月十三日)已在松江跨塘桥跳水自尽的陈子龙而作。到吴江的时候,完淳写下了哭悼吴易的诗,其中有云“年年同祭伍胥祠,人人不上要离墓”。



在南京狱中,完淳并未度过人生中最后的秋天就被杀了。在狱中他给岳父写诗道:“英雄生死路,却似壮游时。”给结婚才二年的妻子钱秦篆,留下了“兴亡盛朽,叹英雄黄土,侠骨荒丘”的感怀之作。在《遗夫人书》中,他绝望地说:“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吾死之后,夫人又不得不生。上有双慈,下有一女,则上养下育,托之谁乎?……言至此,肝肠寸寸断,执笔心酸,对纸泪滴;欲书则一字俱无,欲言则万般难吐。吾死矣,吾死矣!”最后他写道:“今生已矣,来世为期。”

据时人高承埏《自靖录考略》的记述,顺治四年九月十九日,完淳临刑之际意气从容,一如平时。钱栴问他:“子年少,何为亦死?”完淳笑答:“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丈人何相待之薄耶!”他以南朝宋明帝的两位大臣袁粲之忠与褚渊之叛作对比,以明其志。他还对人说:“我辈未尽之志,慎毋相忘!”这样的死亡,体现的或许是“文化理想”。

而钱栴的儿子、时任嘉定知县的钱默,在1645年南京失守后即弃官归里。钱栴被捕后,钱默削发入黄山,也有说遁迹滇黔一带,不知所终;传言他出家为僧的法名是“成回”,或称无知大师或霜华道人,最后死于绍兴的显圣寺。当时完淳有诗想忆这位妻兄道:“昔也宾客满,丝竹起君欢。今也身茕茕,鸡鸣斗阑干。盛衰良有时,不识蛟龙蟠。”

钱棅之妻陈氏,据《懿行编》所记,年二十七因钱棅殉节而寡。在钱棅灵柩送归嘉善时,陈氏向公公钱士升提出:“乱兵枪攘,棺中真赝难明,必求启视。”开启检验后,陈氏悲恸几绝,他们的遗孤因痘而殇,故抚侄钱烨为嗣(在清代避讳而改为“晔”),但钱烨早逝,又以钱焘之子钱维城为嗣,“两世鞠孤,艰辛备历”。学使刘元琬给匾旌奖,陈氏寿享六十四岁。

钱熙之妻邹氏,因钱熙早亡,年二十四而寡,他们的儿子尚未周岁。因遭战乱而避至田舍间,甚至一夕数徙,他们才幸免于难,但家庐已毁。钱默之妻魏氏,在钱默外逃时才26岁,二十余年后获知钱默过世确信后就死了。魏氏因无子,曾与邹氏共抚一孤,故人称钱氏“双节”。

怀着最后复明希望的江南士人,最终趋于绝望,如归有光曾孙归庄那样,发出了“宫阙山河千古壮,可怜不是旧京华”的感叹。像钱士升这般经历了明清交替这个重大“历史性事件”,包括当中存在的那些动荡、意外、险胜以及难以吞咽的失败,最终成了新朝的臣民。

五、钱士升的生存之道

孔尚任(1648?1718)所谓南明士人中存在的“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的情绪,在清兵荡平江南后,已然不再。有限甚至堪称微弱的抵抗,就像时人所论的,“是以羊投虎,螳臂当车,虽乌合百万,亦安用乎!”抵抗是“螳臂当车,自毙身命”的愚蠢之举,应是当时很多人的共同想法。

与数以千万计的人们一样,钱氏族人被卷入了中国历史上最为持久辉煌的王朝的崩溃过程中。明清之际的过渡,充满了栩栩如生且令人痛心的人生戏剧,既发生于宫廷和战场上,也发生在家庭、农村和市井中。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人们追求着生存之道。就像马克斯·韦伯与格尔兹都认为的,每个人都悬挂于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并且,这样的文化之网,应各有其比较明显的生活色调。

当然,如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arn)所言,个人经常是由产生他们的各种关系所组成的多元复合体,而且由一个单独的个人,可以想象出一个社会的“小宇宙”。钱家生活世界的核心建构者,在晚明最关键的当然是钱士升。钱棅还是丱发而侍侧的时候,钱士升撰有《自题邱壑像赞》,对其个人的存在形态作了这样的概括:

置尔于邱壑,而不忘廊庙之忧。谓尔为绂冕,而常怀川泽之游。方进而忽退,未老而思休。三亩花竹,数椽菟裘。素书在手,可展可收。雏儿在侧,以遨以游。晏坐而悠然自得,澄观而澹尔无求。我思古人,将窃比于灌畦耕渚之俦。

这大概是钱士升所想的生存之道。钱氏个人细致的生活感触与政治情怀,能够映照出大时代发展脉络下像他这样的官绅样貌。但面临王朝的全面崩溃,钱士升的结局,并没有像姻亲陈龙正、夏允彝那样自杀,或者如钱棅、钱栴等人为国殉难那般悲壮,其言行仍值得进一步探究,特别是他的社会表达方式,可能要置于大的文化意义上来分析。



? 明钱士升辑《近思录》

早在天启年间,钱士升对魏大中、魏学洢父子的遭遇与忠义之行,既表同情,又怀敬仰。当他看到魏学洢整理其父有关奏疏、尺牍、杂著、年谱等若干卷遗文后,十分感动。因为所有这些文字,都是魏大中被押往北京途中所亲手铨次。他为之作序颂道:“公之节义文章与日月争光!”甚至说,他这样为魏大中文集作序,也有将来死后得以“附忠孝以终古”之期盼。这些言行中的意涵,或如桐乡人吕留良(1629?1683)批点杜甫《北征》诗所言:“且如丈夫经天纬地事业,岂只忠义云乎哉!”

钱士升在崇祯年间归乡隐居后,曾在城东二里的景德讲寺大悲阁西偏筑了“放下庵”,设“更雨堂”,当中后来置放了钱氏的自题小像以及手书《金刚经》,更雨堂后则设了钱士升祠堂(捐有祠田120亩)。地方志中讲钱士升“构放下庵,佚老其中,不复问当世事,年七十八卒”。“ 放下”一词,寓有不问政治之意,具有象征性,是钱士升在清兵南下后自我形象的塑造,并可能隐含着仍未与儒家道德说教背离的声明意味。但是地方志中完全没有言及其清初有无迎降一事。相信“佚老”于“放下庵”,已经出家事佛的钱士升,应有其难言的孤独、伤感甚或“放下”后的轻松与愉悦。到康熙十年桐城名士钱澄之(1612?1693)在钱士升忌日,参与钱棻于放下庵主持的礼忏活动时,只留下“乱离骨肉尽,肠断向谁言”的无尽感伤。

钱士升本人的举动及其子侄辈的抗清表现,在钱士升那里根本看不到有关的文字记录或情绪态度,可谓是一种透明的遗忘。当然也可以推测,在当时钱士升一定有相关的言说,但在后世讳莫如深,无论是地方官府,还是族亲友朋,都没有在这方面予以正面且清晰的忆述。可以窥知,钱士升像经历明清交替的很多士人一样,将面临应对尘世俗务的更多艰辛,并深受新时代经济环境与社会规范的制约,也需要运用必要的文化资本和各种策略,来拓展生存空间,无论是为个人,还是为家族。

对于钱士升的结局,乾隆二年入明史馆并为钱氏作传的平湖人陆奎勋,这样解释道:“甲申变后,遁迹空门,原其深衷,复何歉乎!”他认为,士人殉国,无论是选择为“去”“奴”还是“死”,所行不必一辙。钱士升的选择,依然是值得尊敬的。选择本身就是态度的一种表达。可以认为,钱氏的选择有如画坛领袖王时敏(1592?1680)。王时敏在看到嘉定等地抗清的惨烈后果后,与吴伟业等人不得不思考他们家族与太仓地方百姓生存的“万全之策”,在明伦堂与众绅士集议后,决定出城迎降,是其所谓“宁失一人之节,以救合城百姓”之意。

在国家覆亡后,面对家国的废墟与过往的历史,被迫隐遁对于前朝的忠心之念,确是令人哀而且怜。钱士升曾撰有《南宋史论》,在写述马廷鸾、章鉴、陈宜中、家铉翁传后,有这样的评论:“人臣当国事已危之日,力不能为之挽回,虽有忠心,无可如何。迨其亡也,托身隐遁其志,亦可怜矣。身没之日,固故国之纯臣也,廷鸾、鉴守正于立朝,埋名于在野,宜中拮据无用,流离自苦;铉翁播越羁囚,隐沦草莽,同归洁其身矣。若乃唐、郑、谢、汪各行其志,一贞不辱,匹夫不可夺君子哉,若人乎?”当中明显蕴含着士升对于历史人物的同情以及自身处境的解说。

士升故后,葬于其亲家陈龙正的祖居地胥五区的西称圩(地名龙口),祭田有140亩。父亲钱继科的墓与陈龙正的墓地,都相隔不远,分别在这里的西吕圩(地名云东,祭田80亩)与闰字圩,而魏大中的墓地(长子学洢、幼子学洙祔葬),则在胥五区的云字圩。士升安眠于这些先他而去的亲友旁,可谓达成了他生前“附忠孝以终古”的愿望。

六、余 论

中国的社会结构以家族为中心,且与政治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政治伦理化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特色,家族、政治、伦理结成三位一体。出身于家族而又是构成官僚体系主要成员的士大夫阶层,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发展着家族和私人的情谊,家族内部成员各有不尽相同的事业追求与人生阅历,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制造了自己的历史,也形塑了地方社会形态,影响了地方历史的主流变化。本文所还原的明末清初钱氏族人在嘉善地方的社会活动与生活片断,多属在当时具有相当的知名度、轰动性与耀眼感,侧重的一个考察中心,仍在生活层面。生活虽然应该无所不包,且庞杂琐碎,但是生活史的论述贯通物质与精神,关联诸多社会关系或权力,以建立社会图像。至于王朝更替进程中地方生活、家居环境、人生命运的变化,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应有重要的体现,甚至充满张力,无论是表面的,还是很难触及的内心世界。



在晚明的嘉善地方,确实如士升所谓风俗故淳而“文章科目驾海内”,是存在“君子循礼而矜名,小人勤力而节啬”这样的社会风貌。在平湖人赵维寰看来,嘉兴府所辖的七个县域社会中,以嘉善“地气最灵,所生人物颇多奇杰”,如魏大中的“直节清风、一门忠孝”、丁宾的“倾赀施赈,到老不倦”、钱士升的“力赞均里,造福桑梓”、吴志远的“恬淡无营,修然自远”以及袁黄的“博学”、支大纶的“清直”等,虽境遇夷险不同,但各具品质,达称天下,足称千古。社会整体的注意力,其实就在这样的“君子”这一侧。下层“小人”社会的安定,要仰赖这个基本以理学为持身准则的阶层。

在聚居着众多进士家庭的县域社会中,钱氏家族生物性的延续与社会卓越关系的建构,对钱家社会网的布织及其文化意义的展示,起到了绝大的作用,且全部涵盖了四个方向,如时人所谓的“山东尚婚姻,江左尚文物,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在钱家而言,无论是婚姻、文物、冠冕还是贵戚,都有相应的表现,构造出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丰富的家族遗产、接近一致的信仰以及大族共有的文化氛围。在这样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中,钱家及其姻亲中的那些代表人物,在社会生活与文化活动的不同层面,都有所谓“链接性角色”的作用。所以可以解释,在一个具体的生活环境与地域社会中,因为有了这样具有“结构”性力量的社会阶层存在,晚明以来足以表现地方的人物,就是那样一些官绅士人而非其他的原因。当然也可以说,科举时代精英分子彰显其社会角色的主要手段就是文化权力,特别是“显性的文化权力”,在地方社会中的实际表现,主要在家族宗法组织、社区保障组织、劝善教化组织、宗教信仰组织、社会舆论宣扬等系统。

地方权势人物的交往沟通,除了家族间的存问、友朋间交谊的表达外,很多内容关乎地方责任与国家政治问题的论述及其实践,在地方上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钱氏族人也经由这样的活动及言说,为自身在地方与国家之间塑造出带有意义建构的生活世界。他们既有正常途径向上延伸,布织强大的上层社会网络,也有很强的地方扩散性,下渗至县域社会的诸多领域,特别是政治大变动的时代,将“地方”的脉动更形契合国家的命运。这样的网络,包括了社会身份,也包括了本土秩序。当清兵南下并建立统治新秩序后,这种纷繁喧哗的社会论议与文人主导“地方”的强势活动,暂时趋于平静,特别是在抗清活动基本结束后,进入了驯服的状态。

从地方权势关系和绅士家族的视域,来重新审视明清政权更迭之际钱氏族人的生活变化图景,以及地方上最终将“大明”更换称呼为“大清”,在心理容受层面,都较形复杂。不管怎样,朝代的更替将迫使他们成为了过渡时期的人群,以填补新旧交替之间的历史空白。而且,最终只是成为了长时段历史进程中的尘埃或海面上的泡沫。

然而在那时,对于仕途的成功始终抱有幻想的普通士人来说,新王朝在顺治三年科考的恢复与稳定,至为重要。该年正月,经历鼎革未久的嘉善县举人们,已北上参加了北京会试。而当年浙江的乡试公布的结果中,中式的嘉善籍身份就有孙籀与曹尔堪。

顺治四年,江南残余的抵抗遭受了大清洗,地方上的复明活动趋于消退。对嘉善士人而言,此后重要的科考活动,是顺治六年三月的北京会试,新科进士中嘉善人有柯耸、陈舒、郁之章、孙籀、沈鼒、丁彦等人,堪盛兴盛。顺治八年秋八月,乡试中式的新科举人更多,有龚在升、张茁、冯运隆、顾向、沈珣、陈秉、陶岑、杨其芳、周瓒、郁谦。次年三月会试,中式的是张我朴、钱棐(钱继美之孙)、曹尔堪、吴亮中、张茁。可惜的是,钱棐以磨勘试卷覆落,仍降为举人。钱家到这一时期,族人中并没有显著的表现或成功。钱士升就在当年过世,不必再僵持漂泊的生命经验。

到顺治十二年,年仅20岁的钱黯(钱棻之子),进入仁途不久很快去职。王朝的断裂感,从这些层面来观,似乎是比较淡的。但对很多士人与家族而言,后来奏销案的爆发是强化他们这种感觉的重要标志。在地方而言,已经看不到钱氏家族子弟的有力声音。而夏完淳这一代人生前所念念不忘的“国难家仇”,也早已淡化。

明朝的官衙已彻底转换成了新王朝的地方政治中枢。衙门没有变,只是人变了。一些人是新官吏,一些人是新科显贵,一些人是旧朝顺民,还有一些人死了,成了地方记忆中尚能偶然述及的往事与陈迹。此后,他们的故事,已不再像在那个政治大变革时代能激荡人心。

〔本文为2018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江南文化研究”课题“明清之际的江南文人、文化生活与中国政治”(2018XAC00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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